？这既是我三十年来宋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我花甲之年最好的纪念。本论文集除《李焘笔下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历史地位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西方学人眼中的宋代历史》4篇为新选文章外，其余均选自四本自出版论文集：《宋史论集》《宋夏史研究》《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论文稿》《宋夏史探研集》。已出版的四本文集均有序言、序或解、文集简述。这里我主要谈一下我近年来在宋史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不成熟的新想法。
 本文集之所以选《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这个标题，是因为它包含了我对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些思考。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以来，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评价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仅见于对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各朝代的评价。王朝。过去，宋朝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基础，被列入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曾经政治颓废、经济贫穷、军事衰弱，几乎成为评价宋朝历史的代名词。进入21世纪以来，“宋代近代论（唐宋之变论）”日益盛行，宋朝成为中国近代的开端。这种褒贬不一的评价在方法论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的影响，是宋代历史依附于西方历史庇护的体现。因此，我想从宋代的实际历史出发，重新探讨宋代历史的特点。当然，这些新想法只是我对过去研究的一些新反思。
总体来说，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之处。
首先，宋朝是一个自始至终不与游牧渔猎民族竞争的时代。过去认为宋朝衰弱的主要原因是契丹、女真、蒙古族太强大。其实不仅如此，还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汉唐帝国强大时，能够扩张领土，以积极的防御姿态压制其主要对手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削弱其军事威胁。唐代中叶以后三教融合而形成的理学，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华夷与华夷的区别在汉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认知世界中有了新的定义。景德年间宋真宗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放弃与游牧民族竞争的国策的标志。目前对“澶渊之盟”历史意义的讨论仅限于辽宋关系史。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关系分水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但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注意。过去认为，宋朝的衰弱与宋朝“内卫外侮”的国策密不可分。但这多是从内外政策的“内外”角度来考虑的。事实上，从宋朝对西、北、南边疆的防御来看，从太祖开始，他们只保卫了中唐以后形成的农业“内陆”——以汉人为主的地区，而汉唐“内陆”以外的旧区也没有恢复措施。甚至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想要恢复汉唐景象时，这里也是汉唐时期所谓的王变之地——燕云河西十六州，河套、河湟等。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可。北宋灭亡后，南宋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王安石变法违反祖法、选边作乱是首要原因。可见，自太祖以来形成的内守外虚的政策，是唐末五朝至宋代人民形成的既定政策。对于宋人来说，“欲敌而不能为，欲臣而不能为，上策是制军”（《李辛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癸巳九月） 6日，绍兴）。这种“控军最佳之策”，实际上是汉政权主动的战略撤退，为相互竞争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遇。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以此角度来看10世纪至13世纪多民族政治对抗下的文化认同，再看宋代以后的民族政权更迭，以及中华文明和疆域的形成，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它，我们会得出许多与今天不同的有用的认识。
其次，宋朝奉行起兵政策。以征兵为主的庞大军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明清中后期也实行征兵制度。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度和官兵制度的解体，征兵制度逐渐取代了征兵制度，以支撑一支以难民为主的军队。培养士兵的费用在国家财税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了北宋，中期的养兵费用就达到了5000万元的巨额，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70%到80%。为了筹集这笔巨额军费，帝国开始“购茶、盐、酒，赋税以补，年年用之，勿增税额”（《长编》第43卷，丁海朔，咸平年8月1日）。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盐、茶、酒、明矾、醋、矿冶、香料等均专销。这种以工商税收为主的财政政策，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大约是唯一的。五朝至宋初，政府主要依靠严格的法律禁令，由各级政府直接运作，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生产和销售环节。但政府运作成本高、效率低。国家要对老百姓开放销售，主要是商人（流通）领域，比如在经济领域广泛实行招投标制度，一些生产领域逐步开放。这使得宋代的商业市场和城镇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乃至后世不同的面貌，造成空前的繁荣，从而也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但过去，我们囿于西方社会科学和经济史理论的范式，对此淡化、重视不够，或者主要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负面效应及其与经济的关系来批判它。历史进程中因果关系的颠倒。我个人认为这是偏离宋代真实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上，研究宋代经济史，需要对帝国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有新的认识，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其背后的国家财政经济政策。市场繁荣。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只能由少数人来解决，这更接近宋朝历史发展的实际。科再次，宋朝读书人多，文官地位高。整个文治风气活在秦汉时期，跌落了历代的冠冕。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宋代民间政治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出版。
宋学和汉学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经济学类型，已经是常识。从汉代废黜百家、尊崇儒学到唐代《五经正义》的颁布，是汉学的第一个高峰。从唐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到宋代，有北宋的《三经新义》，然后有南宋的《三经新义》。 《四书章句集注》构成了完整的宋学体系。明清时期是从汉宋继承下来的。 《四书五经》 儒家经典学风和阐释方法的变化，不仅是思想文化内在逻辑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社会历史内容和观念的变化。北宋景公新学试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完善社会制度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结果却是权力扩张和腐败。南宋朱熹完成的道家或理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追随皇帝的正义之心。 ，重塑君主“圣人”形象，实现历代君王的社会秩序。结果，不仅君主的心没有得到“正”，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万马颤栗”的状态。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重新评估学风和解释方法的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宋代社会史的影响还远远不够。傅乐欢先生已经讲过宋文化了（当然还需要新的补充），我就不赘述了。
以上并不是重复中国古代各朝代之间的简单竞争（见杨连胜《国史诸朝兴衰论》附录：朝代之间的竞争），而是为了充分说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时期。因此，从宋代的实际历史出发，抛弃西方汉学的范式和模式，探索宋代历史本身的独特内涵和意义，我深感这应该是今后研究和研究的方向。教学工作。
（作者：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作序） ，已被删除）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