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都在询问关于这个北宋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北宋时期的文化发展极为繁荣，所以这款瓷器也是非常有名的。其中尤以汝窑为罕见，价值不菲。汝窑之所以有名、珍贵，是因为汝窑存世量极少，世间几乎全是赝品。目前全世界只有67件真品，而且全部都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小编也不能说这些东西是真是假，但是在真假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博物馆，所以这67件物品被很多收藏家作为学习的参考，所以我还是很看重这67件物品。赢了，所以小编也给大家收集了一下。如果您有兴趣，请看一下！

本文图片及文字来自故宫博物院2006年出版的书籍《大观—北宋汝窑特展》。 “大观——北宋汝窑特展”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馆80周年而推出的展览。本书不仅收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有汝窑作品，还有于培金等专家对每一件作品的详细解读。可以说是汝窑材质的集合！至于价格，它是无价的，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1/2：北宋汝窑青瓷盘（二件）

1。北宋汝窑青瓷盘（之一）

高度3.8厘米

直径15.8厘米

脚径15.7厘米

老瓷器017854

底部刻有清乾隆皇帝（1772年）题诗：“盘径五寸，面圆为规，陶制不包馍，世界独一无二，完整，冰裂隐隐，铁痕相连，底刻，必须先得“甲”字。乾隆壬辰新年御题。封印2：“太？” 《古湘》。

2。北宋汝窑青瓷盘（二）

高度3.2-3.7厘米

直径14.9厘米

脚径10.8厘米

老瓷器018182

底部刻有“A”字样

顾瓷17854和顾瓷18182两件作品尺寸相似。底部均有烧痕，底部刻有篆书“甲”字。但从造型上看，顾瓷18182的弧形圆壁是笔直的，从底部沿口沿向上。底部平坦，圈足稍向外倾斜，形成金银器风格的“卷足”。与前者相比，顾瓷17854的弧形圆壁先由下至上向外移动，到达口缘时又稍向内收缩。相比之下，圆壁的侧面形成弯曲形状。但它也有平底，具有金银器底座的特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品种中也发现有与这两件类似的一组。

两盘中，古瓷18182仅底部有“A”标记，而古瓷17854则在“A”字周围有一圈，并刻有乾隆三十七年御制铭文。统治（1772）。至于“A”字何时刻下，代表什么意思？从《古词17854》和《古词17850》底部所刻的御诗中，至少可以看出两条信息。首先，清高宗和乾隆分别对两件艺术品上的“A”字进行了评价，并说“心底刻有“A”字，所以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想法第一”，““A”这个词清楚地刻在容器的底部。” “阿”字极有可能是清高宗收藏之前所刻，清高宗可能见过不止一件刻有“阿”字的作品。

对于清高宗乾隆来说，“甲”字让他想起了《周立·考工记》中的“雪宝”和“吉肯”，形容有缺陷的物体。所谓“雪宝”是指釉面有损伤，而“吉肯”则是指胎骨有缺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皇帝接触“北宋汝窑青瓷盘”（老瓷17854）时，被“陶无馍”的完美造型深深吸引。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面对“北宋汝窑青瓷圆洗”（老瓷器17850）时，虽然“府志学宝入侵”，但与新产品相比那一刻，他立刻感觉自己与远古相连。文物都会有瑕疵，更何况是当代产品的叹息，这体现了乾隆皇帝对过去的欣赏。

如果将这一点与器底刻有“丙”字并刻有御诗的“北宋汝窑青瓷盘”（老瓷17698）进行比较，从御诗中可以看出： “古丙氏为今甲第”（1774年），可进一步印证。而且，“甲”字似乎是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欣赏等级。他还将其应用到文物分级的概念中，使得文物上出现了“A”、“B”、“C”。该标记还刻在为文物提供的木底座上。

对照清雍正四年（1729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太监刘熙文、王太平交出洋漆盒一具，汝窑器物二十九件（三十一件）宝物），共：三件 全圆笔垫圈 1 个、丰华圆笔垫圈 1 个、无脚圆笔垫圈 1 个、全圆笔垫圈 8 个、丙字圆笔垫圈 2 个、无字圆笔洗, 有坤宁字圆笔一支, 无字圆笔一支, 有脚无字圆笔两支, 有脚无字圆笔一支、坤宁字大圆笔一支、丙字大圆笔一支洗两支、洗有脚无字大圆笔一支、洗有脚无字大圆笔三支不言，洗圆笔一支无冰裂，瓮口洗一支足够字的笔。据说，每一件都要制作。洋漆盒里面是一个棕色竹边的锦盒，……”

从中我们还了解到，除了“A”、“B”、“C”字外，带有“奉化”、“坤宁”铭文的汝窑瓷器也在18世纪的清宫中流传。 。古瓷17854是“中国艺术展”的展品之一，1935年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展览期间为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于佩金）

3/4：北宋汝窑青瓷盘（二件）

3。北宋汝窑青瓷盘（之一）

高度3.8厘米

直径18.4厘米

脚径12.7厘米

老瓷器013962

诗的底部刻着清朝乾隆皇帝（1775年）所作的诗：“虽非钉钉髻遗物，但已视为好物，现在很有价值。东西是如此稀有和稀有。这只是对玩它们的警告。这是早期的一个很好的评论。”农业记录已终止，但公务员制度仍然存在。古代北秦就是这样，但很难想象谁是木衣的。”《乾隆仪微》孟春雨题写。钤印二：“彼德”、“朗润”。

4。北宋汝窑青瓷盘（二）

高4.4cm

直径21.4厘米

脚径15.5-15.7厘米

老瓷器017855

底线是清乾隆皇帝（1778年）所作诗：“周之君将满君，宋之瓷将瓷。晨星如此珍贵，劫火未失，薛宝凝还需商议，完全令人惊讶，穆然陈继济，独自斩水深思。”乾隆皇帝1898年仲夏时的御号。第二枚印文：“知心不远”、“德崇福”。

顾瓷13962和顾瓷17855两件作品，尺寸形状相似。底部有五个芝麻大小的烧焦痕迹。同时，还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诗一首。据诗末题记“古辞13962”为乾隆四十年（1775年），“古辞17855”为乾隆四十三年。 （1778）。清高宗和乾隆在御诗中分别用“宋瓷”和“西内寺”来解释他对两件作品年代和窑口的判断。令人不解的是，面对两件造型大致相同的作品，为什么清高宗只指出其中一件作品（古瓷13962）出自南宋官窑，而另一件则指出是南宋官窑的作品。被命名为“宋瓷”。 ” 跳过。它们之间的差异，要么是皇帝想显示自己丰富的知识，要么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区分两件作品的窑口。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作品都出自汝窑。北宋官窑，并非南宋官窑。这说明清廷对18世纪汝窑的鉴定似乎还处于探索阶段。

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类似标本。对比发掘报告，应该是窑址出土的D形板，是一种文物。

北宋汝窑是北宋官窑吗？过去有学者认为汝窑瓷器因其精美的质感和独特的釉色而为北宋官窑。北宋宫廷也曾生产烧制使用。但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特别是张公巷窑青瓷的出土标本，无论是釉色还是釉质，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产品与汝窑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不少于那个。因此，学术界逐渐修正了原来的观点，认为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标本可能介于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之间，与徐靖相呼应的说法，表明“汝州新窑器”出自北宋官窑。

老瓷器17855是“中国艺术展”的展品之一，1935年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于培金）

5。北宋汝窑青瓷盘

高度3.3厘米

口径12.9-13.1厘米

脚径8.9厘米

老瓷器017698

底部刻有清高宗乾隆（1774年）瓷上诗句：“淡青冰裂，布满细纹，秘器尚存修葺。冰家如今已是第一，人才感叹此事已是如此。”乾隆甲午泉皇家称号。篆书一：“双龙千卦印”，底中篆书“丙”字。

此作品圆口夸张，平底，圈底边缘微卷。它是一种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皿。外底有三道钉痕，露出香灰色的身躯。器底及器身多处釉面缩水。用手触摸容器内部，有起伏的感觉。釉面较薄的区域呈现出淡粉色的光芒。口沿有旧伤，有铜扣保护。院内藏有此类汝窑九件。较大的称为盘合西，较小的称为菜。整体风格庄重典雅，也是汝窑传世最常见的器型。

器底刻有篆书“丙”字。 “丙”字周围是乾隆皇帝所作的七言押韵诗。其中“淡青冰裂，细纹布满”是乾隆对这件汝窑菜肴的描述。观察釉面，品级变化“古丙氏现为一流”，是乾隆根据器底刻的原“丙”字的评语。虽然我们不知道乾隆用这个器皿是做什么用的。等级从原来的C级升级到A级的依据是什么？

乾隆时期，宋代旧制沿用了以天干A、B记录古器品级的旧制。读《北宋汝窑青瓷盘》时，似乎“C”此器中央刻有“乾隆年间”字样。如果与乾隆帝御诗中的“乙”字相比较，风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此作品为“中国美术展”展品之一，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陈毓秀）

6。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度3.2厘米

口径13.1厘米

脚径9厘米

老瓷器008284

底部刻有清乾隆皇帝（1786年）的诗句：“唯有光，判断国家，官窑秘器，珍藏如宝。稀有是因为远离尘世，还是有很多人在世间寻求种植包子。”乾隆丙午清河月玉称号。印二：“彼德”、“朗润”。

此件作品底部有三处烧痕，底足外侧具有金银器卷足特征。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标本。世界各地的公共和私人博物馆都收藏有相同类型的船只。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同样形状但尺寸更大的。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北宋汝窑的生产制度在形式上似乎具有一些规范化的特征。这也暗示了官瓷生产背后可能的规模和体系。

在朝鲜高丽青瓷作品组中，也有与此作品类似的器皿，揭示了12世纪朝鲜高丽与中国北宋窑业的交流。尤其是两个窑口在器形、釉色、烧制方法等方面的相似之处，显示了东亚窑业发展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北宋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在徐靖1124年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也有记载。1123年，徐靖出使韩国高丽，作为一名“文船礼官”，回国后将在高丽的所见所闻整理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指出，“翡翠香炉”是他在高丽皇宫见过的最“优秀”的东西。其他青瓷大多与《越州古秘彩》、《汝州新窑器》相似，一语道出了北宋窑业与高丽青瓷的交流。

从釉色上看，此件作品与古瓷9827极为相似，但清高宗乾隆在底款御诗中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窑炉的产物。他认为瓷器8284是官窑的，而瓷器9827是北宋汝窑的。 (于佩锦)

7。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高6.7cm

直径16.4厘米

口宽23厘米

底长12.9厘米

底宽19.3厘米

老瓷器017851

底线是清乾隆皇帝的诗：“官窑分不清宋唐，火烧无踪宝光，是对食器的误传” ，奈何秤认猪恩，冰片香气注入川锦，华清喂康居无事，栾栖解释三郎急了，谁知黄芪还不如他。”

故宫博物院藏有五件水仙盆，其中一件疑似清代仿品，故不纳入本次展览。其余四件作品均出自北宋汝窑。因展览需要，分为两个展区进行展示。其中三个放在第一单元，一个放在第四单元，与出土的支撑垫片进行比较。

三件水仙盆中，古瓷17851器釉色均匀光滑，通体无任何纹路。这是唯一一代代相传的作品。对照文献记载，无纹水仙盆釉色足以呼应明代鉴赏家曹肇在《格古要论》中的评价：“汝窑有蟹爪纹者为真，无纹者尤甚。”好的。”然而，1935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上，策展人之一的大卫爵士，因无标水仙盆过于完整，引用了唐英《陶务序略纪事碑记》于《江西通志》的记载，提出：此件作品可能是清朝雍正时期的仿品。

对此，清宫《活计清档》的记载中，出现了“圆刷洗无冰裂”的汝窑。同样，2000年的地下考古发掘报告也记载，窑址中出土了一些釉表。有未开纹的标本和残片，器皿种类颇为多样，涵盖盘、瓶、脸盆、灯座、盖等多种样式。在此情况下，人们不禁会想，无纹汝窑器的外观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特别。没有花纹的花纹可能是在制作和烧制过程中不易出现的类型，但也不是不可能存在。

另外两个水仙盆，编号13977，因磨损，口沿上镶嵌有铜口，而编号14019的四个底座，已抛光。三个水仙盆底部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题写的御诗。从清第14019号诗末尾的年款“辛思孟春”铭文来看，清高宗御题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 ）另外两首作品的诗词虽未注明年代，但也刻有“乾隆御号”，并描绘了“彼德”、“朗润”两个印记。

8。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度5.6厘米

嘴长15.2厘米

口宽23厘米

底长13厘米

底宽19.6厘米

老瓷器013977

底线是清乾隆皇帝的诗：“官窑分不清宋唐，火烧无踪宝光，是对食器的误传”然秤认猪恩，冰片香气入川锦，华清无事喂康居，栾栖解释三郎急，谁知黄芪不如和他一样好。”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个水仙盆中，有两个是木质底座的。其中，古瓷13977的木质底座底部刻有“精气轩玉商”，以及“清婉”、“碧德”、“朗润”三方印记。古瓷17851的木质底座设计非常精美。木质底座内有一个抽屉，内置《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卷。专辑共有八页。每页都有乾隆皇帝抄写的宋代四大书法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尺跋，以及他认为从苏轼、米芾、阿轼那里得到的内容。绘画灵感来自赵孟俯。书写与绘画交织在一起，展现了皇帝的书画功底。册内空白页分别刻有“养心宫之宝”、“八正苍年之宝”、“太上皇之宝”、“五福五朝古稀皇帝宝”四枚印章。大厅”。从印文所揭示的时间以及皇帝抄写的四本宋代法书皆为当时收藏的事实来看，这本书画合书很可能是乾隆后期创作的。

据《活计清档》的记载得知，清高宗于乾隆十年（1745年）五月下旨：“猫食碗应配紫檀座，降低并低于脚。再深一点，把抽屉压在座子里面。”到了8月11日，“汝釉猫粮碗”的“紫檀勾金底座”终于完成了。这个木底座“抽屉里装满了瓷蓝纸褶” ，还有一个玻璃楠木盒来盛放它。”从这一点来看，清高宗在乾隆十年重新设计木座时，似乎并没有设想安装一本书法册。和绘画。这张画册的完成和装置，大概是以后再次玩弄文物的结果。创意。

清朝乾隆、高宗御诗曰：“官窑若不分宋唐，火烧无宝光踪迹，只是假象”食品用具。”

9。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度6.2厘米

嘴长18.6厘米

口宽26.4厘米

底长15cm

底宽21.6厘米

旧瓷014019

底线是清乾隆皇帝的诗：“官窑分不清宋唐，火烧无踪宝光，是对食器的误传”然秤认猪恩，冰片香气入川锦，华清无事喂康居，栾栖解释三郎急，谁知黄芪不如和他一样好。”

清朝乾隆、高宗御诗曰：“官窑若不分宋唐，火烧无宝光踪迹，只是假象”食品用具。”据透露，皇帝并不认为这三个“无火无光”的水仙盆是汝窑，而是认为是官窑。其次，诗中的“是传闻中的食器”这句被认为是乾隆皇帝将水仙盆当作猫食盆的典故的来源。不仅如此，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还透露，曾命景德镇御窑厂仿制“汝窑猫食碗”。同时，大卫爵士的文章透露，水仙盆在伦敦展出时，故宫收藏人员也认为“猫粮盆”指的是“水仙盆”。

时至今日，大家都已经明白“水仙盆”、“猫粮盆”、“猫粮盆”指的是同一个器皿。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令人费解的疑点。如雍正三十年（1735年）唐英《陶成诚年谱》中，出现雍正官窑仿“铁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盆”等瓷器。 《人面洗色泽》显示，雍正时期，汝窑水仙盆被称为猫食盆，被仿制。同样，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颁布的圣旨中，写明仿制品为“汝釉猫食碗”，但在御号中却与“官窑”。从“汝窑”的角度来看，目前尚不清楚皇帝的鉴赏观点是否因为爵号和圣旨颁布的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或者是否有其他因素。

其实如果深挖的话，还可以发现“猧食盆”中的“猧”字是小狗的意思，而不是小猫的意思。由此看来，即使清朝乾隆皇帝误将“秧”字理解为“猫”的意思，将猫食碗称为秧食碗，乾隆朝《活计清档》的记录也出现在未来。 “腰圆笔洗”的创作记录也从该类器皿的造型以及档案与文脉的关系揭示了其与水仙盆的关系。据了解，虽然乾隆皇帝曾在诗中称水仙盆“方便”，但猫食盆是误传，但不排除猫食盆后来逐渐被其他名称所取代。 。正如清高宗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再次作诗咏水仙盆时，认为是“谓食盆诚兰”。

最重要的是，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了近乎完整的水仙盆、足部碎片标本以及烧制垫片，这说明了当时水仙盆的烧制和使用情况。明代宣德年间“吉庆水仙盆”的存在，也间接体现了汝窑水仙盆在其流通中受到珍视和欣赏的一面。目前，除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外，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件类似的“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10。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度6.1厘米

嘴长15.8厘米

口宽23.1厘米

底长13厘米

老瓷器17699

故宫博物院藏的四件水仙盆中，三件底部刻有清朝乾隆、高宗御题诗。此件虽无题诗，但品相较为完整。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椭圆形配套烧制工具来看，似乎是专为烧制水仙盆而设计的，看来水仙盆应该是在所谓的中央烧制中烧制的。区域。但传世的水仙盆底部一般有六处烧痕。目前尚不清楚这件作品是否因烧制过程而滑落，还是其他未知原因。水仙盆底部只剩下五道烧痕。

为国际中国艺术展的展品之一，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于培金）

11。北宋汝窑青瓷胆瓶

高度17.9厘米

直径3.2厘米

脚径8.9厘米

老瓷器004372

底部刻有清朝乾隆皇帝（1775年）题诗：“通体纯青缬，纹路细密，古来出行饮食，皆为之用”。我哥哥很难做到这一点，他有两件精美的陶器可以在这群人中脱颖而出。”乾隆一味春御题。印1：“太？”。

釉面满开片，口、足镶嵌铜扣。底部中心刮去一圈釉，局部施黄铁汁。刮釉外围刻有清乾隆皇帝题诗一首。通过将达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北宋“汝窑瓶”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的物品进行对比，发现其形状可能很像当年的汝窑长颈瓶。世代相传，腹圆，颈长而细致。但颈部可能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被意外损坏，造成了现在的形状。足底裸露，与大卫·德基金会藏品及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的足底一样，均采用垫烧法烧制。

长颈瓶是12世纪北方窑炉中经常出现的器形之一。除汝窑外，南宋定窑、钧窑、耀州窑、官窑的作品中也可见到类似的作品。 。高度大多在20厘米至30厘米之间。边缘可以向上发展并以浅唇结束，或者向外转动形成具有曲线的窄边缘。故宫博物院藏的“汝窑青瓷胆瓶”，口内嵌有铜扣。即使可以从同类作品的对比中得到原貌，但仍然无法确定其口沿属于哪个时代。种类。不过，从最大直径位于腹部中央的圆形腹部的特征来看，故宫博物院的“汝窑青瓷胆瓶”虽然与戴维森基金会收藏的尺寸不同，后者以其高大的造型、腹部的形状却十分相似，清楚地表明两者可能同时出自同一窑炉。

同样，它的口沿与达维德基金会的北宋“汝窑花瓶”相似。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文物和故宫博物院北宋定窑“白瓷莲花纹瓶”中也有发现。 ”、达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南宋“官窑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白瓷瓶”。至于圆腹、最大直径接近中部的特点，除了上述将口沿改为折口的作品外，达维德基金会的北宋“钧窑瓶”和一件“据说出土于开封附近的北宋瓶，虽然口沿的唇形处理与曲口不同，但腹部的造型可以视为与汝窑瓶大致同一时期的作品。

尤其从器形演变来看，汝窑长颈瓶与金元玉壶春瓶之间有一个从圆腹到梨形腹的逐渐转变过程。也就是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可以推断，腹部圆形、中间直径最大的作品年代较早，而跟随这组作品的是腹部的重心。逐渐向下移动，其形状相同。例如故宫博物院藏的“钧窑青胆瓶”，元代已将圆腹最大直径移至下缘，形成类似玉壶泉的形状13至14世纪流行的花瓶。

“汝窑青瓷胆瓶”底部刻有清高宗御诗一首，可见此文物曾为乾隆皇帝收藏，但皇帝未必知晓关于它。 ”赞扬这首作品，似乎釉色的典故指向了明末以来极为流行的张胜义、张胜兄弟烧制陶器的故事。然而，在诗的标题中，“以“官窑”来定义本作品的窑口。（于培金）

12/13：北宋汝窑青瓷纸槌瓶（二件）

12。北宋汝窑青瓷纸槌瓶（之一）

高度20.5cm

口径4.0厘米

脚径8.7厘米

旧瓷4371

底部刻有清乾隆皇帝（1776年）题诗：“道纯绿，生于二城，果然色色质胜于南兄。青铜以守喉舌，书座周思而防，簪名雅意，谓心已自静，何妨薛宝成诚，弃美琼。稍有瑕疵。”乾隆丙申中春曰御号。第二印引文：“三”、“龙”。

13。北宋汝窑青瓷奉化纸槌瓶（下二）

高度22.4厘米

直径4.4厘米

脚径8.6厘米

老瓷器17856

底部刻有清乾隆皇帝（1778年）题诗：“定州白煞有芒状，特命汝州陶嫩绿，欲其坚固铜锁，底部完整，但有旧铁钉。原因是，文意是宁静，即使不戴簪子，花鼻依然甜美。那一天，我会献花伴吾德寿，留记五国。” 1898年盛夏，乾隆皇帝御题。钤印二：“古祥”、“太？”。

故宫博物院藏汝窑纸槌瓶两件，造型相似，均为圆口，略显夸张，颈部细长，斜阔肩，褶皱圆润，上丰下下腹紧，平底无足，双口均破损。 ，编号为瓷4371的铜扣已丢失。薄胎通体施浅灰蓝色釉，肥厚润泽。薄釉呈透明香灰色，在灯光照射下呈现淡粉色，密布淡黄色细纹。底周有五个芝麻钉痕。如果用手触摸仪器表面，会发现胎体上有许多凹凸不平的斑点。但X光片显示，纸槌瓶壁厚均匀，足见工匠技艺精湛。仔细一看，釉色因年代久远，已缩成黑色斑点。

不过，这工艺上的不完美，并没有影响其整体外观的安静优雅的气质。对于欣赏器物的不完美之美，清代乾隆皇帝也曾在题词中表达过这样的感慨，即刻在老瓷器4371底部的一首诗。诗云：“雪宝的诚意有什么问题吗？” ？”纸槌瓶托钉的缺陷虽被视为瑕疵，但并不影响清乾隆皇帝对器物整体美感的欣赏。谢明亮对乾隆对古陶瓷的无拘无束的欣赏和珍惜提出了诠释。他还讲解了乾隆对“有缺陷”的古陶瓷的补救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镶嵌铜扣。这也可以从纸槌瓶和古瓷17856中的御诗“青铜用来护口，书座可用来护口”中读到。铜是用来锁住它的”。可见乾隆使用铜扣来加固和美化它。瓶子的边缘已经用纸槌敲坏了，用铜扣防止再次被意外损坏。医院收藏的古瓷17856纸槌瓶的铜扣还在，而古瓷4371的口沿裸露面凹凸不平，从口部边缘的胶水痕迹来看，以前好像也是用金属镶嵌的。扣上。口边不平整应该是器物完成后的切割、打磨造成的。据谢明亮考证，乾隆十九年（1754年），皇帝下令将哥窑洗件的部分破损部分拆除，并用铜扣固定。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代谢明亮就曾强调医院收藏的纸槌瓶应为板口锤瓶的观点。这从1987年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类似板口槌瓶和传世高丽青瓷槌瓶也可见一斑。其长颈、斜宽肩、上下腹部的形状与庭院中木槌花瓶的形状，以及 了解残障情况​​。

其实，关于汝窑纸锤瓶，学界对于底部的“风华”二字有很多讨论。器底有乾隆皇帝御笔诗曰：“当日侍华陪德寿，五国记忆留于此。”这点明了“风花”（刘妃）与南宋高宗的关系。此外，该院藏品还有仿汝釉奉化尊和汝窑青瓷奉化盘，器物上“奉化”二字的位置、字体风格、文字工艺等均有所不同，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关于“风华”船的主人以及“风华”一词的形成年份，有很多讨论。据《续书《六艺之一录》十二卷记载，南宋高宗最宠爱的妃子是“刘夫人……用汉文写陈翰，……擅长画作，盖风华堂印章”；卷四十六还记载：“风华堂”是宋高宗时刘夫人居住的房间，高宗得来的一切珍宝都保存在他手中。此印是用来封印知识的，但品质不高，不宜轻易使用。”目前学界多认为“风华”殿是高宗时期德寿宫的配殿，为高宗宠妃刘氏所用。近期，学者们利用铭文所在地和书法风格，对收藏的带有“奉化”、“金源”等铭文的定窑传世品，以及达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刻有“寿诚”字样的汝窑盘进行了比较。在伦敦。他们认为院内汝窑的奉化尊和奉化纸锤瓶是清代以后刻制的，而奉化盘的字体简洁，具有南宋风格，应是出自清代以后。南宋时期。削减金钱。

从文字布局来看，古瓷瓶17856底部五个支撑钉中间刻有乾隆御诗和题字，左侧刻楷书名称“风华”这首诗的。诗、段正文共九行，首末四字。其余七行以最高支点为中轴，诗句均匀分布在左右两侧，使字行围成一个圆圈。这是乾隆朝御诗雕刻中常见的布局思路。诗左侧刻的“风华”铭文也与该图相呼应。它从左上角的支点开始，以中等大小的字体刻在容器底部的左侧中心。从“风华”字体风格来看，纸槌瓶书画结构圆润均匀，字体布局严谨，属清代中后期官阁风格。与“风华蝶”铭文（图33）不同，直细的字体位于器外底中部，但位置较高，是一种较为随意的布局理念。整体来看，无论从字体还是布局的表现方式来看，《风华盘》铭文都更接近本次展览中“冰彩”体中小蝶“彩”字的意境，也可能是一种南宋铭文。

汝窑纸槌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九至十世纪伊朗和埃及的玻璃工艺。这是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流行的玻璃制品。由于该花瓶颈长，斜肩如木槌，20世纪西方学者因其形状而称其为“木槌花瓶”。这可能是借鉴了中国早在明代就已使用的“纸槌花瓶”。也许它会来。 Stefano Carboni推测这是伊朗的淤泥玻璃制品，可能用来盛油或酒。有学者认为，盘口、细长颈部、大腹的瓶子适合盛装玫瑰水。

虽然目前尚无法得知纸槌瓶于宋代的用途，但北宋宫廷使用西亚贡入的玫瑰水，文献上记载极多。《铁围山丛谈》卷五：“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并奉承俱入内藏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于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澈…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宋史·大食传》至道元年(995)载“来献蔷薇水二十琉璃瓶”。文献上虽然并无记载来献的蔷薇水以何类玻璃瓶来装盛，但纸槌瓶有可能为装蔷薇水的其中一类瓶子。

纸槌瓶的器型到达东亚的其中一条路线为经由东南亚海路而来，1997年印尼海域发现的lntan号即出土了许多纸槌瓶残器。与此批玻璃器同出的尚有北宋初年的青白瓷、白瓷及越窑系的青瓷等。依笔者之见，此船的年代应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的北宋初年，由其装载的器物来看，海运而来可能为玻璃纸槌瓶输入中土的一条路线。

而于中国境内，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最晚在1018年入葬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置于尸首所在的墓后室，可能为生活日用品；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上层塔室亦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由此得见玻璃纸槌瓶最晚在十一世纪初已进入宋朝北方的辽境内。而且前陶瓷纸槌瓶以十二世纪的汝窑器为最早见，且从此开始被中国陶工取型烧成陶瓷器。关于陶瓷仿玻璃器的记载，见于《新校本北史·列传》卷九十，其中记载何稠曾以绿瓷仿玻璃器：“何稠字桂林，…善琢玉。稠年十余，遇江陵平，随妥入长安·仕周，御节下士·及隋文帝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而隋唐时期的青瓷力求青绿，如越窑系所烧的秘色瓷等，通常认为是追求青玉的质感，而此纸槌瓶器型为仿玻璃器的一个例证，在釉色上，中东生产的玻璃纸槌瓶亦常为青绿色，此或为仿玻璃器之故吧！同时或之后的朝代，纸槌瓶持续的被烧造，并亦以不同的材质。如院藏中尚有青绿色的南宋官窑纸槌瓶、扁圆身的定窑白瓷纸槌瓶、天蓝的龙泉窑龙耳或凤耳瓶等，而明朝亦有雕漆花卉纸槌瓶的制作。成为一种仿西亚玻璃纸槌瓶而来的中国器物类型。(陈玉秀)

14、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高10.1-10.5厘米

口径15.9-16.2厘米

足径8.1厘米

故瓷16929

俯看型如十曲花瓣，口微侈，下接上丰下敛的器腹，立于圈足上，若一朵正在绽放的莲花。整器满釉，仅见外底芝麻钉痕五枚，露香灰色胎土。粉青釉色内外一致匀润，口沿薄釉处见淡淡的粉红光，釉面密布细碎开片纹，造型静谧典雅，为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北宋时期除了汝窑烧造有莲花式温碗外，举凡南方景德镇青白瓷，北方辽境内的定窑白瓷等窑厂皆有之。此种流行亦远播至位于辽边境的高丽，传世品中可见类似院藏莲花式温碗的高丽青瓷。

温碗、注及高足台盏时常成套出现，温碗径略大于执壶，因为盛热水用以温酒而得名。有关注碗的记录，文献上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十，记录北宋汴京《会仙酒楼》提供客人的饮酒器皿：”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站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碗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双。”孟元老的记述除了道出温碗、注及高足台盏在北宋时期的流行，并说明注子和温碗并成为注碗，而带托的盏似为必备品的事实。

瓷器注碗与台盏配套出土的例子，可见于陕西彬县后周显德五年(958)的冯晖墓，该墓出土一件青瓷灰形器盖、一件青瓷深腹广口碗，前者当为执壶的盖子，后者则是温碗，同时出土的尚有两幅青瓷高足台盏。在北宋图绘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亦以温碗、注及高足台盏来描绘两人对饮时桌上饮品的盛装器；院藏北宋徽宗所绘的《文会图》，其中描绘文人相聚宴饮及僕从备酒或茶的景象，约及注肩高度的莲花式温碗中，置一宽折肩瓜棱形执壶，细长颈上套一长摆的火焰型顶盖。除了注碗，桌面上尚见大碗、小蝶及高台盏等宴饮配件。类似此种宴饮器具组合的实景，在河北宣化张匡正墓中已发现(改葬于辽大安九年(1093)。其中，墓后室木桌前方的黄釉温碗中置一造型丰腴瓜棱式执壶、桌面的右方为高足台盏，左后方的龙首柄碗碗内于出土时尚见鲜润的红枣，其它小盘散置于桌面上。此类厚胎低温的黄釉器常出现于辽墓中，是否为辽地区的陪葬用品，有待日后进一步确认。

目前此种饮器配套的考古出土，多见于(907-1124)境内。如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韩佚及其妻王氏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此墓出土于1981年北京西郊，乃在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及二十九年(997、1011)入葬，墓主韩佚为辽的汉族官吏，出土的器物有浙江越窑青釉画花瓜棱型注子，同出的有划花温碗及高8.1厘米的瓜式刻划蜂蜜和草叶纹台盏一副、碗两件、碟四件；另外，辽墓中尚有出土于辽宁朝阳耿延毅与耿知新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黄釉注及碗，其分为葬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及太平六年(1026)。除了实物的出土，辽墓石室壁画常绘有备茶或备酒的画面，其中注碗及台盏实为主题画中桌面上的备饮器具；比较著名的壁画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前室西壁、二号及三号墓西南壁壁画、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卿辽墓(葬于1116年)后室南壁壁画的《备宴图》及张恭诱(葬于1117年)的《宴乐图》。辽境内普遍被使用的注碗、盏及壶等器皿，其来源以宋境内用瓷造型如瓜式、花口或圆型器为主。执壶的器型常见短颈、宽肩及有丰腴器腹，其肩高近乎等分器身，并有长颈，如《文会图》中的执壶类型。

薄胎的花式温碗，以北宋中期瓷都景德镇附近出土的影青瓷为多。而温碗常与台盏配套出现，器型亦类似院藏《文会图》中所见。此类如院藏坐于高足上的莲花式温碗，造型雅致，有若半开的莲花或郁金香，为唐宋以来陶瓷仿金银器造型的一种流星标记。由考古出土的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类型来看，执壶的器身高度常及温碗的口沿，细长的颈上设一长摆的盖子，并以坐狮为盖顶，皆此以平衡宽肩、细颈的执壶造型比重，并营造一种另类造型的趣味性。除了以上所谓的执壶类型，莲花式温碗亦常配有瓜式执壶，如东洋陶瓷馆藏的韩国青瓷瓜形水注，辽境内亦出土定窑系白瓷莲花式温碗及葫芦型执壶。由此可见北宋时期莲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样式甚多，而非定于一。院藏的汝窑莲花式温碗虽无注子的配套出现，但由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藏有花口汝窑青瓷盏托及清凉寺窑址汝窑盏托的出土，或可想见此温碗的配套情形！(陈玉秀)

15、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碟

高1.5厘米

口径10.9厘米

足径8.2厘米

故瓷18224

院藏汝窑“丙蔡款碟”，平底无足，器外有支钉痕三枚，开片线纹呈黑色，底刻“丙”、“蔡”二字。如果将“丙”字及“蔡”字置于显微像机下来看，“丙”字的琢工浅，线条中尚见琢磨后，剩余釉面的痕迹。而“蔡”字刻于盘底中央，“笔道”平直劲瘦，略有隶意，带有琢味。“蔡”字线条的刀法切入深及胎面，在显微镜下，见胎表气泡被切破的坑洞表面。

而此“丙”字的琢工亦类似故瓷17698中心的“丙”刻款，如果将两件器物上的“丙”字以透视的方式重叠起来比较，两字的差异只在“丙蔡款小蝶”的“丙”字两束长于故瓷17698的“丙”字，其他笔划长短及刀法深浅皆类似。故瓷17698的“丙”字与其御制诗中的“丙”字雷同，同为乾隆时的刻款。在此亦可推测“丙蔡款小蝶”的“丙”字亦皆为乾隆时期所刻。

由《造辦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得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如意馆》载：皇帝传旨要王裕玺将内廷所藏一件底部有“蔡”字的汝窑，找補过字的李世金刻字。以目前汝窑传世品中，除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时也收藏一件器底刻题“蔡”字款的汝窑碟，从档案原文“将碟底蔡字”拿给王裕玺看来，至少当时所看到的汝窑碟底部已存在一个“蔡”字款。至于，王裕玺找李世金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因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丙蔡”碟，“蔡”字之旁尚有一“丙”字，而北京故宫典藏者，“蔡”字之旁并无其他款识，故以为《活计清档》所记载的或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丙蔡”碟。(陈玉秀)

16、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

高1.9-2.1厘米

口径12.8厘米

足径10.1厘米

故瓷018048

此碟圆口、浅弧形壁、平底无足。相似的标本，亦见于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口沿嵌一铜扣，底部留存三枚细小的支钉痕，中心刻”奉华”两字铭款，刻痕内填跦红，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中，三件后题有“奉华”铭款的作品之一。从刻铭本身的刻题书风看来，此品之”奉华”铭与同样收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其他两件不同，却反而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典藏之”北宋定窑白瓷圆盘”，而透露两件作品铭刻的时代或相差不远。

“奉华”铭的含意，从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及诗注中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得知其与南宋高宗时期的刘贵妃关系密切。乾隆皇帝于”题汝窑奉华盘”中(1778)以为：“为阁为官不可知，华两字底镌之，尺凫集里传名氏，见说风流女画师”，诗后并且以诗注的方式补充：“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来说明奉华为刘贵妃私人的印记。其后，清高宗乾隆皇帝又在“咏汝窑瓶”的诗注中(1779)指出：“内府有汝窑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奉华乃宋高宗刘贵妃之号，妃善画，每月奉华印”。从中再次指出刘贵妃别号奉华，擅画，画毕又曾于作品上落盖“奉华”印。此外，乾隆题咏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时(1776)，亦以“昔日奉华陪德寿”来说明刘贵妃和南宋高宗的关系，特别是“奉华陪德寿”之句，正是日后大家以为“奉华”全称奉华堂，是宋宫室中德寿宫的配殿，也是南宋高宗时期刘贵妃居所的典故来源。

至于，“奉华”铭刻题于何时？大陆学者李仲谋在奉华铭的研究中指出，传世“奉华”铭的作品中，仅有定窑瓷器上所出现的刻铭是原创，其余皆为后仿铭款。亦即依照李仲谋的推断，奉华铭使用的时间，大约是南宋绍兴至乾道年间，而所谓的原刻款或应指刻制于此一时期的铭款而言。据此，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研判，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奉华”款青瓷碟，依据刻写的书风看来，和青瓷纸槌瓶明显不同，但比较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定窑盘。若再比较李仲谋认定的刻题于南宋时期的“奉华”款标本，以及出土自南宋皇城的“奉华”款碟之后，也发现此件“奉华”款碟的刻字书风似介于两者之间。但刻题的时间是否可以上述至南宋，尚待进一步确认。此处，将汝窑青瓷“奉华”款碟置于此一展区，主要是籍由“奉华”款背后存在的历史渊源，来说明北宋汝窑曾在南宋内府收藏的经过。

清雍正七年(1729)内务府《活计清档》的记录中，亦包含一件“奉华字圆笔洗”。由此看来，带“奉华”刻铭的圆洗，至少在十八世纪初已出现于清宫，只是仅凭文字记载，无法断言档案所录者，即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汝窑青瓷奉华碟”。

值得注意的是，本院典藏之三件“奉华”款瓷器，从字体刻画书风的差异上来研判，或刻制于不同时期。如前文所述“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之“奉华”刻铭在雍正时期之前已出现。而“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底部之“奉华”铭，一直以来皆被视为后刻于清朝。特别是若对照清高宗于“咏汝窑瓶”诗注中所言：“此瓶釉色制法与盘无异，亦刻奉华二字”(1779)，而让人以为奉华铭的刻制或有意避开清高宗的御制诗，泄漏其题刻或与乾隆皇帝有关。有趣的是，与此相似的铭刻，亦见于英国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之哥釉碗的底部。(余佩瑾)

17、北宋汝窑青瓷盘

高3.9厘米

口径14.8厘米

足径11厘米

故瓷017850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89)：“甲字明镌器底心，抚之薛暴手中侵，笑似假借为说项，古已有然何况今。”乾隆巳酉御题。钤印“古香”。中心刻篆书“甲”字。

此件作品底部留存支烧痕，底心题刻篆书“甲”字。它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The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造型和故瓷17854雷同。盘子的弧形圆壁自底足顺著口沿斜直而上。平形底，圈足微外撇，形成具有金银器风格的“捲足”。相似的作品组群亦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

环绕著“甲”周圆，题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御题。从“甲字明镌器底心”，以及对照故瓷17854底部“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的描述，得知此“甲”字极可能刻题于乾隆之前，而且皇帝所看到刻有“甲”字款的作品或不只一件。除了御制诗之外，伴随此件作品传世至今的木座，底部刻有“安仪周家收藏”的款识，透露此件作品进入清宫收藏之前，曾经是清初大收藏家安岐手中之物。

至于，“甲”字的含义为何？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甲”字让他联想到《周礼·考工记》中形容物有瑕疵的“薛暴”和“髻垦”两个辞汇。所谓“薛暴”是指釉面的伤缺，而“髻垦”是指胎骨的缺陷。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接触到“北宋汝窑青瓷盘”(故瓷17854，)时，深为一种“出陶无髻垦”的完美器型所吸引。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再面对“北宋汝窑青瓷圆洗”时，虽然“抚之薛暴手中侵”，然而一与当时的新制品比较，立刻油然而生连古代文物都可能出现瑕疵更何况今日制品的感慨，一语道出乾隆皇帝以古为贵的鉴赏观。(余佩瑾)

18、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3.5厘米

口径12.9厘米

足径9厘米

故瓷009827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9)：“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乾隆丙申春御题。钤印一：“朗润”。

此件作品的釉色和故瓷8284极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却将之看成是产烧自两个不同窑口的作品。透过刻题于故瓷8284底部的御制诗，得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为该件作品为官窑。清高宗乾隆皇帝诗中所指出的“官窑”，以今日的常识来理解，范围或涵盖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等，亦即官方御用瓷器的统称。而在故瓷9827的御制诗中，他又能以绝佳的陶瓷涵养，直接指出这是一件汝窑瓷器。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可能与乾隆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所具备的文物识别能力有关，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十八世纪清宫对汝窑的辨识，尚未出现一套公认的标准。

或因如此，雍正时期的《活计清档》中，虽然已经出现一个洋漆箱，箱中收存有三十一件汝窑瓷器，然而此事例却无法直接连接至乾隆时期清宫对汝窑的判断。亦即以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为例，在二十一件汝窑中，十三件底部题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然而，其中仅有两首诗在内容中直接指出所题咏的对象为汝窑，其余则皆以官窑统称之。

检视清朝之前的相关文本，也发现各个时期对汝窑的看法略有不同，例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以为：“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至高濂时，又以为汝窑：“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尽管他们皆著重于釉色、开片与支痕的鉴赏，然而曹昭眼中呈“淡青色”的汝窑和高濂笔下带“卵白”色的汝窑，明显有别。至乾隆皇帝题“咏汝窑枕”时，尽管诗中谈及汝窑与柴窑的关系。然而面对实物时，我们都发现清高宗题咏的对象，其实是钧窑而不是汝窑。从中披露，对釉色的掌握或是辨别汝窑的难题之一。

此现象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初，当北平故宫文物，因“中国国际艺术展览会”的举办，前往英国伦敦展出时，策展人之一的大卫德爵士因接触到前往展出的汝窑，而重新爬梳古籍文献对汝窑的记载，以从中厘清汝窑的器型和釉色。从后，随著考古工作的进展，地下文物的出土与研究成果不断的累积，对汝窑的认识，方亦日渐清晰。(余佩瑾)

19、北宋汝窑青瓷椭圆洗

高2.7厘米

口纵9.8厘米

口横14.2厘米

底径4.2厘米

故瓷17849

椭圆洗的器形，传世极少见；除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大卫德基金会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也有相仿作品的收藏。其中，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一件，同样具有外底中心向内陷入一圈，圈内留存三枚支烧痕，器表釉下模印图案的特征。而模印的纹饰，大卫德基金会的出版品说明其为“双鱼纹”。至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则在釉层笼罩下，，印纹显得极为模糊，但经仔细比较之后，仍然隐约可以看出其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的藏品。此件作品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Thelnternational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对照本院典藏的两本陶瓷图册，发现此类椭圆洗亦出现于《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册之中。由于两本图册同时画出两件“宋汝窑舟形笔洗”，因此若要厘清所画者究为何，则需要籍助为图而撰述的说明来加以理解。这两本图册同时形容两件作品“底为坳，有三钉”但是从《燔功彰色》册另又指出：”中有如意暗花二”，而得知《燔功彰色》册所画者，比较有可能接近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大卫德基金会的收藏品。在此之下，若将画册和传世品相互比对，又发现《燔功彰色》册所画的器物，口沿存在一点金彩修护点，完全吻合今日所见大卫德基金会的典藏品。藉此，大约可以从中推知十八世纪清宫的汝窑收藏中，曾同时存在内底有印文和无印文的两种椭圆洗，而印文的图案在当时又有“如意纹”之称。

事实上，模印图案的汝窑，极少传世。但近来年随著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多次考古发掘，却也逐渐发现其实装饰著刻、印花图案的汝窑，产烧之初，或不若今日相像的稀少。相反的，愈来愈多的例证显示，刻、印花图案或是汝窑曾经产烧的一种品目。如早期发现的“刻画折枝莲花纹鹅颈瓶”，和近年又陆续出土刻印有莲花、莲瓣纹、龙纹的素烧坯和已施釉的标本。透露北宋汝窑的烧造中，或存在一些今日无法复见的器形与纹饰。而与此“汝窑青瓷椭圆洗”相似，且底部亦存在相同制作痕迹的残件标本，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汝窑窑址，从中印证椭圆洗产烧自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史实。(余佩瑾)

20、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4.8厘米

口径15.9厘米

底径13.2厘米

故瓷05176

院藏汝窑洗，直口，周壁深，腹微凸，平底稍厚。口沿或因微损而切齐，淡褐色透明胶著剂尚可见，原口沿应有金属扣，今已失。薄釉呈灰青色，器外开片稀疏微黄，器内密而黑。底有支钉痕五枚，露黄色胎。带木座，底刻“甲”字。

此类型洗的汝窑器亦出土于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后者底有五芝麻钉痕，口沿尚完好。乾隆时期对收藏的陶瓷，曾命画工如照相的方式将每一件器物的细节绘录下来，并集成图录，其中《埏直流光》册中画有汝窑洗一件，并有文字说明此器的开片纹、缩釉、尺寸及特征等细节。如图所见，洗的口沿微削薄，同型器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汝窑洗，口径为16.7厘米，器形完整，口沿往上微薄。籍由《埏埴流光》册中的“照片”及清凉寺遗址的出土，或可推测院藏洗口沿原来的样貌。(陈玉秀)

21、北宋汝窑青瓷碟

高3.2厘米

口径13.4-13.7厘米

足径9.2厘米

故瓷005177

此件作品嵌一铜扣，釉表开细密纹片，器底留存三枚支烧痕，圈足具金银器捲足的特征。相似的标本和整器，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及世界各公私立博物馆的收藏中。从中显示北宋汝窑的产制，在形制上似乎存在某种规格化的取向。特别是对照2000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发现传世的器物几乎都能从中找到足以相对应的标本，进一步暗示官方瓷器的生产，背后可能存在的管理制度。

同时，韩国高丽青瓷的作品组群中，亦存在与此件作品相仿的器形，从而得知十二世纪韩国高丽与中国北宋窑业的交流。尤其是两个窑口在器形、釉色和烧造方式的相似，以及彼此存在互为影响的关系上，展现出东亚窑业的发展存在区域之间彼此互动的情景。

余下几件资料丢失......